隨著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大，一部分老年人為支持兒女事業、照料孫輩，“候鳥式”離家漂至陌生城市。他們在異地他鄉面臨著醫保、文化差異甚至語言不通等問題。盡管各地政府陸續出臺優老政策，但媒體調研發現，有的政策相互“打架”，有的政策距落實落地仍有差距。

“老漂族”話題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現。有關善待“老漂族”，完善對“老漂族”公共服務保障的呼吁和建議，也持續多年。到今天，這個話題和群體依然有被關注的必要，說明某些狀況仍待改變。近些年，隨著醫保異地結算等改革的推進，相關情況已經有了一些改善，但過去十多年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“老漂族”規模持續擴大，還是對相關領域公共服務的改善進度，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“老漂族”在融入陌生城市中的不適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。比如，醫保等公共服務壁壘尚未完全打通，相當一部分“老漂族”既享受不了新城市的市民化待遇，戶籍地待遇也無法做到無縫遷移，于是就制造了不少麻煩。比如調查中發現的老人購藥難問題，有的老人不得不背著重達十斤的藥袋“漂泊”，這顯然是必須改變的“痛點”；再比如，他們在陌生城市的休閑生活，以及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，也得不到足夠關照。這些問題疊加，就催生出一個“身心漂泊”的老年群體。由此，無論是老年人的權益保障、老齡友好型社會的構建，還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，都形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巨大豁口。

善待“老漂族”，其實路徑和方向是非常明確的，關鍵在于認知和行動上的響應不足。比如，對于“老漂族”群體的數量和規模，缺乏足夠的正視。從數據看，“老漂族”的規模可能遠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大。在2018年的一項專項調查中，52.2%的受訪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“老漂族”。因此，千萬不能再以個別現象來看待“老漂族”群體，且在一個老齡化程度仍在加深的社會中，也不能寄望于靠時間來自動消化這個問題。

善待“老漂族”，從中央到地方，都應該在制度上作出更深層次的改革。應該看到，這一特殊群體所遭遇的不便、不適，與“留守兒童”問題一樣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。如今，各級政府正從公共服務、戶籍、土地等方面，通過深化改革，加快打破城鄉二元結構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向轉變。而對于同樣由于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“老漂族”問題，也理應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。

從行動上看，近些年，不少城市都加大了引才、留人力度，但我們注意到，多數城市出臺的針對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規定中，一般都只強調對隨遷子女的公共服務保障，卻鮮見對隨遷老人的配套安排。這種看似“無心”的現象背后，其實是某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觀念偏差。

加大對“老漂族”的關照，離不開制度、觀念的更新，也確實還對應相關成本分擔問題。但是，不能把這種成本狹隘地理解為負擔。一方面，很多環節的優化，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。如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，車站、機場、醫療機構等場所，應當設立老年人優待服務窗口，老年人可優先購買車票、船票、飛機票，優先就診、化驗、檢查等，然而各地落地情況不一，有些政策甚至成了“空頭支票”。這背后其實更多還是態度問題。

另一方面，功利地來看，善待“老漂族”，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，實際也是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，解決干事創業后顧之憂的配套服務。更現實地理解，相當一部分“老漂族”是為了幫年輕人帶娃、分攤家務而進城，降低他們融入不同城市的門檻和阻力，置于當前生育政策放開的背景下，客觀上也契合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要求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各個城市都該有宏觀上的考量。

隨著老齡化和城鎮化的繼續推進，像重視“留守兒童”一樣，善待城市“老漂族”，已顯得刻不容緩。從國家到地方，不妨將之當成高質量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綜合課題來對待。